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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数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中，在新旧政治交替的历史时期，伍廷芳表现得相当从容，从晚清重臣到民国外交总长，他都表现出从宽容的心态和沉稳的个性，无论是作为政治家、外交家还是作为知识分子，伍在历史上都独具一格，与历史同行，与时代共进。
张云樵亦对伍廷芳进行长期研究，指出伍氏“不论求学及服务香港时期，或北上从政时期，都可看到他那种奋励创拓的精神，正义凛然的人格，和蔼然冲挹的风仪”。 他认为“伍廷芳博士为清末外交史上及民初政坛上的杰出人物，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英雄。这是凡阅读中国近代史的人，无不同表景仰，而深致惋惜的！” 张先生穷数年之力，搜罗了大量的有关伍廷芳之中外文资料，撰写了《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广征博引，深入分析，获得了很大成功。当然，除了张博士之外，还有不少中外史学家分别对伍廷芳从不同方面进行过研究。故称伍廷芳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然而，以往的研究，却都忽略了一个在一般人看来似乎不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伍廷芳与日本之关系。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疏忽。
孙中山得到噩耗时，伤心不已，对左右说：“陈逆叛变，祸国殃民，但总长忧劳过度，遂而不起，我们后死者，应同心努力，戡平叛乱，然后可以慰伍总长真灵，完成革命大业。”孙中山甚至还说：“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吾军惟有奋勇杀敌，继续遗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
胡适曾对伍廷芳的外交风范作出以下评价：“他在海外做外交官时，全靠他的古怪行为和古怪的议论，压倒了西洋人的气焰，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居然能使一个弱国代表受到许多外人的敬重。”
章太炎（炳麟）挽伍廷芳曾在挽联中写道：一夜白髭须，多亏东皋公救难；片时灰骸骨，不用西门庆花钱 。
许世英（时任北京国民政府内务总长）曾在挽联中写道：我公遐迩知名，内政外交，风流流传瀛海远；此会华洋毕集，抚今追昔，湖声呜咽沪江寒。
[弱国能臣伍廷芳]大魏能臣
1872年8月11日，一群身着清朝官式服装，脚踏日本轮船的孩子，以少年之身背负举国之望，远赴美利坚共和国求学，探求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秘密。
此时的他们，平均年龄仅仅只有12岁，总角之龄，脸上稚气尚存。
踏上随海浪飘荡、轰隆作响的轮船，望着故国的土地渐渐消失在水平线上时，不知当时的幼童心中到底是怎样的五谷杂陈。
异国他乡，海水滔滔，放眼望去，已无故人。
但在外历尽艰辛、刻苦求学的他们，回国之后，真的具有清王朝曾承诺给他们的洋翰林之位的权利吗？
答案是否定的。
夹在时代裂缝中的留美幼童，既是旧世界的最后一批牺牲者，也是新世界的第一批奠基者。
但无论是作为刀俎或是鱼肉，能饱学知识，却少用武之地，也许，这便是留美幼童心中最大的悲哀吧。
"洋翰林"：中国旧社会的早产之物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冲破了中国封闭许久的大门。清王朝统治者从"万国来朝，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逐渐清醒。
虽然当时的中国仍抱有封建传统的旧文化观，强烈的排外思想仍未消退，本土封建保守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驻扎在国人的心头。但面临着中国早已不是东亚中心的事实和西方的异质文化如同洪流一般，一股脑涌进当时中国社会的局面。
探求西方迅速成长的秘密，已经被拉上了清政府的行程之中，成为了当务之急。晚清政府派遣幼童向西方学习的行为，就已经标志着清政府公开承认西方现代文明的可用性。留学生计划作为洋务运动的一部分，洋务运动所秉持的"中体西用"原则，使留学生成为一个矛盾的存在。
留美幼童既是代表清王朝向西方学习的领头者，又是被禁锢于维护中国封建旧体制下的囚徒。
即使身处异乡，即使接受外国文化熏陶，清廷统治者也以"卫道士"作为耳目，监视着留美幼童的一举一动。若是留美幼童有一丝"西化"的趋势，有一点"宥于西学"的痕迹，就会立刻被作为罪犯被遣送回国。
这种愚昧无比、荒诞可笑的行为，确确实实的发生在了当时留美幼童的身上。统治者这种"怕"的行为，将清政府的腐败与保守揭露得一览无余。
可以说，造成留美幼童悲剧一生的种子，在最开始便已经种下。被迫学习西方器物的清王朝怎么可能会重用数年后归来的留美幼童？愚昧保守的本土文化又怎会接纳被西方文化熏陶过的洋翰林？
乱世当头，混乱之中，在西方的暴力恐吓和清廷的迫不得已共同作用之下，中国铸造出一个时代的早产儿。
少年扛重任：梦有多大，痛有多深
12岁的年纪，若是放到现代，还是可以在父母怀里撒泼耍赖的时候。但百年前，12岁的留美幼童，不得不长大，不得不承担起这份沉重的责任。可以这样说，当时的留美幼童不仅克服了身在异域的困难，而且学习成绩也十分拔尖。
当时的西方学者被中国留美幼童坚韧的毅力所折服，这位学者认为，留美幼童的职责是引导中国走出'孔教'之泥潭，进入'西方科技'的领域。而身肩此重任的留美幼童，也憧憬着中国会感激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和为祖国带来的荣耀。
正是怀抱着这样一种理想与信仰，留美幼童们度过了在美的七至十年，他们渐渐长大了。
在留美幼童专业学习的最后阶段，他们却突然遭受到中途撤回的强制命令，这使得他们大多未完成自己的学业，而匆匆忙忙回了国。
但就此一别，大多留美幼童可能从未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美国学习了。在学业上未能善始善终，或许也是许多留美幼童心中的一个遗憾。
在回国的途中，幼童们想象着亲人，官员，人民的热烈欢迎、想象着锣鼓声震天的海岸、想象着在官场中大展身手。但当船舷碰响海岸时，迎接留美幼童的不是亲友，而是一队装备齐全的中国水军，押送着幼童们去往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学院"。
这"求知书院"又是怎样一块"风水宝地"呢？
我们从远观，便可以看见数十年未曾开启过的大门旁，是斑驳剥落的灰墙。向前行，地板上落满污渍，石阶上布满青苔。一推门，一股腥臭腐烂之气立刻钻入鼻腔。
如同狗之吠月，如同枝头落叶，留美幼童虽愤慨不已，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委身于此。
刚缓过神来的留美幼童若是想要上街走走，透透气，那我建议应该把面容遮掩住，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
因为当时的新闻媒体界和社会舆论将留美幼童定义为?"洋鬼子"、"有害于社会"、"无益于国家之人"。
《申报》中是这样评论留美幼童的，"回华之后，言笑动作皆与外国人无异，甚至并其家室而忘之"，认为留美幼童回国之后性情大变，礼义廉耻、忠孝仁义全然不知，实与外国人无异。
留美幼童不被社会和民众所接纳，其更得不到政府的重视。
当时的上海道台（上海最高行政长官）年薪可达15000两银子，而作为"洋翰林"的幼童，大多数月薪仅有4两银子，这薪资上的差距显而易见。留美幼童经济上的拮据与困境，清政府几乎是漠不关心，不予理会的。
如1897年时任汉口汉冶萍铁政局秘书的黄仲良，依然是贫困潦倒，居然偕同家眷返回上海时，仍需要郑观应借100元才能回家。
虽然薪资待遇差强人意，但清政府曾保证过"无失材器使"，在工作分配上，想必留美幼童们可以得到合理的待遇。
但清政府接下来的举动，无疑是给留美幼童当头一棒。
在分配工作时，是由封建传统的中国官员全权操办，他们对各个留美幼童所钻研的专业一知半解，这导致了乱分配现象的出现，如钻研工程学的詹天佑却被派往广州教英语。
专业不对口，这就是让工程师进到了教室里，完全是人才的浪费！对于幼童们而言，真是得非所愿、愿非所得。
其实幻想着可以走"洋翰林"之路的留美幼童，在求学征途半路夭折，他们丧失了自主求学的权利时，便不难料想，他们也会失去自主择业的权利。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留美幼童腹中的学识修养与满清学士截然不同，深陷在旧社会里的留美幼童与周遭的一切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他们所受到的，也只能是不解、猜疑、欺压和不屑。
对于这一切的不公，被边缘化的留美幼童只是轻声叹息道"在那个时代，也不许可我们有所作为。当然，我们从未助纣为虐来损害中国。"
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待留美幼童的行为，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接纳西方文化时的排斥态度，也证明了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心观仍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这片土壤之中。
大厦将倾：不愿成为危楼中的一块砖
千磨万刃还坚硬，任尔东西南北风。
何为胸怀大志者？何为坚韧不拔、能屈能伸者？
这便是能忍更会忍之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在长久艰苦而困难的忍耐之中，留美幼童们终于看到了变革中国的革命性曙光，并且勇敢的向着这抹光奔去。
留美幼童本就受过西方先进文化熏陶，具有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政治结构框架知识，美国民主共和制的较为先进之处留美幼童不可能不清楚。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炸出许多早就想要推翻封建专制，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留美幼童。
当时袁世凯所派遣的与南方民军谈判的首席代表唐绍仪，不仅没有对作为南方民军代表的伍廷芳横眉冷对，反而二人联手，共同推翻了晚清政权，结束了在中国扎根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在此期间，还常常电告袁世凯，真心劝告他"清帝退位大势所趋，人心主张改变国体"，要求袁世凯接受共和。
从此之后，民主共和的思想在中国大陆上蔓延开来，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而当时的"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武廷芳和其他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吏"，在这场革命中贡献出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促成了共和顺利完成。其中的留美幼童唐绍仪更被世人誉为"民国肇始之功臣"，时任民国国务院总理。
面对袁世凯上位之后复辟帝制、破坏《临时约法》的行为，唐绍仪并未与袁世凯狼狈为奸，他愤慨的辞去国务院总理之位，全身心支持跟随孙中山进行护法运动。
留美幼童，拥有着虽然前后矛盾，但终成大业的人生。他们是为了挽救清王朝而出生的，但他们的存在却最终推翻了清王朝。
虽然在清王朝体制中时，留美幼童在海军建设、邮电业、矿业，铁路、外交方面，均有突出的贡献与闪光点，但旧的体制容纳不了新兴的人才，正是空有人才而不能尽其用。
推翻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之后，虽然中国旧体制已灰飞烟灭，但根植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那些陈旧庸腐的传统观念，却不是可以瞬间灭绝掉的。
而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拥有西方科学技术文明知识储备的西洋留学生、作为科学知识实践应用者、作为近代中国科技文明现代化奠基者。
留美幼童的使命，才刚刚开始。
最近，某家出版社遴选晚清政治精英十人，拟由近代史专业出身的学者分担，出版一套丛书。召集人问我可否从中选一个，还给我另增人选的自由。我看已经上榜的十位精英大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人物，却没有伍廷芳，就想根据自己近年收集伍廷芳的英文档案资料，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刊的大量报道与采访，对照中文文献，写一写晚清两任驻美大使和率先受邀加入辛亥反清阵营的伍廷芳，那是一个连美国政要与媒体都觉得神奇的东方人物，一个在国内未必受重视但西方世界都很敬重的晚清外交官。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此话在伍廷芳面前就有些失灵了。
伍廷芳其实很重要
对于伍廷芳，且不说一般读者，即便是法学专业毕业的学士、硕士乃至博士，经常有人表示还没听说过；即使偶遇个别听说过的，也顶多知道伍廷芳参与了晚清新政时期的法律改革，但没有沈家本重要，后来参与南北议和，担任民国的司法总长，至于其他方面，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在史学界，人们知道他是一个“旧官僚”，有关晚清政局的书刊都会提到他。特别是在南北议和时期，南方革命党人把他请出来，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展开谈判，他还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司法总长，史学界对他并不放心。他与动辄抓人藐视司法的上海都督陈其美公开辩论，曾经轰动民初政坛。护法运动时期，他却是孙中山的重要合作者，身兼数职。有人还说他晚年“皈依”孙中山，与孙中山合作到死，至于合作最后的真相如何，也需要凭资料说话。虽然书肆已有几本关于伍廷芳的传记，很多作者既没有关注美国保存的有关伍廷芳的公、私文献资料，也懒得参考美国加州大学洛衫机分校历史学教授琳达（Linda Pomerantz-Zhan）公开出版的英文博士论文《伍廷芳，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与现代化》。
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侨商之家，今年是他出生170周年，逝世90周年。他3岁回到广东，在香港完成中学与大学学业， 1874年留学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成为第一个在西方国家专修法律并在英国取得大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在香港获得“太平绅士”称号的华人。1882年，晚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每年以6000两的高薪，聘他襄理对外交涉。有人反对给高薪，李鸿章却实话实说：人家在香港做大律师获得的收入还远不止这些，如今外交冲突甚多，内外交困，国家急需既通英语又懂西方法律的人才，那么，天下华人那么多，除了伍廷芳，还有谁呢？伍廷芳在李鸿章的幕府兢兢业业，办过许多对外交涉，还一度出任过开平煤矿的经理，从1896年开始奉命离开北洋，两次出任驻美国、墨西哥、古巴、秘鲁等国公使。
“最受欢迎的
东方外交官”
自晚清郭嵩焘忍辱负重，作为道歉国的代表出使英国，迄于今日，具备国家立场与爱国热忱者俯拾即是，但还不够。像伍廷芳那样既不乏国学基础与人格魅力，又身怀外语强项、法学基础与外交才具者，举世难寻。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观看重历史人物的反抗精神，却淡视近代国家的建设者，对许多非暴力反清的建树之材不是被遮蔽封存，就是常遭扭曲，弃如敝屣，革命史观也就成了另一种模式的正统史观，这是急需纠正的。
1900年的中国乃灾难深重的多事之秋，愚不可及的慈禧等人为了发泄私愤，指使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区，鼓动盲目排外，挑战国际法，给八国联军以攻占北京、再次肆虐圆明园的口实，驻外使臣的困境可想而知。驻美公使伍廷芳忧心如焚，一边敦请袁世凯等尽力保护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人身安全，一边向美国政府保证康格的安全，厘清谣传，还根据不同的受众，通过流利的美式英语，掺入部分东部方言与俚语，进行专题演讲，阐述西方列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多种原因，批评西方传教士等在中国的傲慢与侵权行为，不卑不亢地宣讲中国文化，讲孔子、孟子，谈道教，谈中国人的幸福观，底气十足，赢得美国听众的普遍理解与阵阵掌声。就在这年春天，他在费城宾西法尼亚大学演讲《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到场听众四千余人，均为他的论据与论点所折服，他把讲堂变成掌声的海洋。数日之内，美国全境的报刊还纷纷转载他的演讲内容，他的声誉由此骤增。即使在伍廷芳归国后，大洋彼岸的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等还经常跟踪报道他，经常回味他留给美国听众的记忆，称他为“最受欢迎的东方外交官”，“他的英语说得几乎和他的中文一样好；他具有所有东方的幽默和智慧，他能恰到好处地将这些翻译成美国本国话；演讲上的天赋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公众演说家，以至于顺理成章地获得美国一些伟大的大学和学院的荣誉学位。”
演讲的成功只是一个方面。当伍廷芳把康格在北京安然无恙的信息在第一时间直接向美国国务院上门通报时，素来重视人权的美国政府与社会舆论对这位辫子大臣的信任由此腾升。《辛丑条约》酝酿期间，美国政府不仅接受伍廷芳的建议，同意清朝政府用银两为本位支付战争赔款，减少清朝的经济损失，还动员西欧国家接受伍的建议。
不仅如此，伍廷芳凭借自己对国际法的娴熟掌握，敦促八国联军尽快交还天津，还促使美军交还所抢银两30万，并请示军机处，将其中的8万用于建造中国驻美使馆。座落在华盛顿西北区第十九区的中国使馆就在1903年建成，从此结束中国驻美使馆租于美国和受制于外人的历史。伍廷芳还不遗余力地抵制美国的排华浪潮，维护华侨的权益，呕心沥血。美国有篇文章还提到，伍廷芳在美国“忙于传播正确的中国知识，中国在当时对西方来说是神秘的。通过他的帮助，国会图书馆开始收集和分类中国的文献”。
1911年反清革命的高潮之前，年近古稀的伍廷芳已对清朝失去期待，赋闲沪上。当上海革命党人敦请他代表南方独立阵营，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开始举世瞩目的对谈，商讨民国的未来时，伍廷芳的美国友人十分高兴，积极配合。钢铁大王卡内基就致函给塔夫特总统的私人秘书：“鉴于国务卿还没有返回华盛顿，我将此信寄给你。但如果国务卿在场，请将此信交给他。是否向总统提出建议取决于你。伍廷芳和我是亲密的朋友，我们都是孔夫子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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