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关“中国陶艺的传统文化”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中国陶艺的传统文化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陶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代名词。然而，当中国的陶艺家们猛然从“传统”、“实用”、“日用”等字眼中惊醒重新打量世界时，却发现自己落后了。的确，现代陶艺已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工艺美术而存在，也不是仅仅“实用”、“美观”、“经济”、“大方”的观念便能涵盖得了的。它已经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形成广泛的参与到现代艺术运动中，成为艺术家表达自己的观念，进行文化批判的利器。

中国人开始关注现代陶艺，并在舆论上形成规模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当然严格说来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起源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前身）、景德镇陶瓷学院等院校中的那些最早实践者有关。20年来，老一辈陶艺家如祝大年、杨永善等在现代陶艺方向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而且产生了一大批中青年陶艺家如吕品昌、罗小平、白明等，风格流派众多，技法日趋多样。他们中大多数是高校教师，或受过高等教育中传统陶瓷艺术的薰陶，因此，中国的陶艺在一开始便与学院有着不解情缘。

然而单纯的学院发展，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传播上都受到极大限制，而且在学术层次上也是狭窄的。在90年代，首先是1991年“北京国际陶艺研讨会”，继而是1995年的“景德镇国际陶艺研讨会”，1998年5月在宜兴举办了由罗小平等人策划的规模更大、学术研讨更具深度的“98中国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同年秋在中国美术学院由刘正等人策划的“首届中国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也与观众见面。1999年岁初在广州美术馆由左正尧策划的“超越泥性——中国当代陶艺家学术邀请展”更是颇具水平。这几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研讨性的展会，预示着中国的陶艺正在兴起，其规模和范围及影响正在向全社会拓展。

然而，现代陶艺作为一项新鲜事物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更大的意义上、更大的程度上组成了中国陶艺现状，更值得我们去研讨。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以资读者玩味。

一、“传统”与“现代”的隔阂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如今的各个艺术领域都是一个争不完的话题，陶艺也不便外。然而，在关于陶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许多讨论中却轻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陶艺的功能问题。它不仅关系到陶艺品的功能与价值，而且对于陶艺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所担当的角色及陶艺家的社会定位都关系很大。只有摆正了“现代陶艺是干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不只是“现代陶艺是什么样子？”，我认为陶艺才能真正从“传统”走入“现代”。

中国传统陶艺是附属于陶器的，“实用而尽量美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限制了当代中国陶艺发展。在这种观念下，陶艺只能属于工艺美术，其功能只是实用加玩赏。在这种情况下，陶艺家的才智更多的受到了“制器”的局限，只能在追求设计与形式美的领域里探索，陶艺家也更接近于工艺家，无法融入现代艺术的潮流。

现代陶艺的作用在于它扩大了原有陶艺的艺术属性，使陶艺家不受“制器”的限制，可以在其审美和价值批判领域里驰聘。他既可以在原来的设计领域里继续有所作为，又可以充分发挥其艺术家的天性，针对现实进行有价值的文化批判，从而涉足到雕塑、装置等众多艺术领域。丰富了自己又补充了其它艺术门类，从而丰富视觉艺术的门厅。

因此，传统陶艺无论如何发展都有“器”的约束。现代陶艺发展，在认识上首先做到的便应是功能论上的转移，从而脱离对“器”和固定造型的依赖，而真正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这种隔阂是可以通过观念转变而化解开的，它的存在也是当代陶艺不断发展的动力。

二、传播与接受的局限

现代艺术中的诸多流派，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80年代中晚期，如暴风骤雨般进入中国。虽然当时中国人还不懂得欣赏，有的甚至产生厌恶之情，然而在客观上承认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从观念上日益接近它们。现代陶艺没有赶上那段风潮，从传播的角度看似乎错过了黄金时节。从现状看，许多业内人士也指出现代陶艺仅在某几个瓷区和都市中基础较好，如景德镇、广州、上海等地，然而从面上讲其群众基础相当薄弱，没有培养出一个大范围的陶艺欣赏群，这是不利于现代陶艺的发展的。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当前中国的日用陶瓷和美术陶瓷产业并不景气，所以即使在原来有着深厚传统的许多瓷区，其群众对陶艺的兴趣也在减弱，这种情况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另一方面，媒体、报刊对现代陶艺的介绍是零星的，形不成规模，更不用说专门的陶艺刊物了。现在担当着传播任务的是一些陶艺工作室，但他们的作用未受到重视，有识之士指出一个国家陶艺整体发展的前提是要把民间的力量调动起来，只有水涨才能船高。

从接受者来看，中国人固然不缺少对陶瓷的感情，然而确实谈不上他们对现代陶艺的感情，因为大多数人对陶艺的看法都停留在传统的观念上。再加上传播不力，欣赏者的口味自然很难调动起来。

然而，我们要看到，现代陶艺在精神上与现代艺术运动是相通的，人们能接受现代艺术便能接受现代陶艺，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三、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成为现代陶艺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陶艺家夏德武说：“广州美院的一批人请了中央美院的某位艺术评论家去评论现代陶艺，他可以拿现代艺术观念、现代哲学来评论现代陶艺。但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他指出现代陶艺批评家很难形成的原因是中国现代陶艺不发达，他认为非常需要理论家。笔者曾在中央美院图书馆找到一本所谓“现代陶艺”的书，实际上书中的陶艺品只是现代的“活人”做的陶艺。可见，现代陶艺在理论上是相当匮乏的，能找到的介绍现代陶艺书也相当少，且多不正规。

看来，现代陶艺实践与理论的脱节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理论人才急待培养，为此许多陶艺家提出一边实践，一边做一些理论研究，这可谓是无奈之举。

此外，现代陶艺在创作体制、销售体制、创作理念等方面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好在从当代陶艺家的言词中我们都能体会到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壮志豪情。

现代中国陶艺虽然路漫漫，随着中经济的发展，它必然会有一个辉煌的明天！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陶艺艺术

陶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代名词。然而，当中国的陶艺家们猛然从“传统”、“实用”、“日用”等字眼中惊醒重新打量世界时，却发现自己落后了。的确，现代陶艺已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工艺美术而存在，也不是仅仅“实用”、“美观”、“经济”、“大方”的观念便能涵盖得了的。它已经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形成广泛的参与到现代艺术运动中，成为艺术家表达自己的观念，进行文化批判的利器。

中国人开始关注现代陶艺，并在舆论上形成规模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当然严格说来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起源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前身）、景德镇陶瓷学院等院校中的那些最早实践者有关。20年来，老一辈陶艺家如祝大年、杨永善等在现代陶艺方向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而且产生了一大批中青年陶艺家如吕品昌、罗小平、白明等，风格流派众多，技法日趋多样。他们中大多数是高校教师，或受过高等教育中传统陶瓷艺术的薰陶，因此，中国的陶艺在一开始便与学院有着不解情缘。

然而单纯的学院发展，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传播上都受到极大限制，而且在学术层次上也是狭窄的。在90年代，首先是1991年“北京国际陶艺研讨会”，继而是1995年的“景德镇国际陶艺研讨会”，1998年5月在宜兴举办了由罗小平等人策划的规模更大、学术研讨更具深度的“98中国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同年秋在中国美术学院由刘正等人策划的“首届中国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也与观众见面。1999年岁初在广州美术馆由左正尧策划的“超越泥性——中国当代陶艺家学术邀请展”更是颇具水平。这几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研讨性的展会，预示着中国的陶艺正在兴起，其规模和范围及影响正在向全社会拓展。

然而，现代陶艺作为一项新鲜事物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更大的意义上、更大的程度上组成了中国陶艺现状，更值得我们去研讨。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以资读者玩味。

一、“传统”与“现代”的隔阂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如今的各个艺术领域都是一个争不完的话题，陶艺也不便外。然而，在关于陶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许多讨论中却轻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陶艺的功能问题。它不仅关系到陶艺品的功能与价值，而且对于陶艺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所担当的角色及陶艺家的社会定位都关系很大。只有摆正了“现代陶艺是干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不只是“现代陶艺是什么样子？”，我认为陶艺才能真正从“传统”走入“现代”。

中国传统陶艺是附属于陶器的，“实用而尽量美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限制了当代中国陶艺发展。在这种观念下，陶艺只能属于工艺美术，其功能只是实用加玩赏。在这种情况下，陶艺家的才智更多的受到了“制器”的局限，只能在追求设计与形式美的领域里探索，陶艺家也更接近于工艺家，无法融入现代艺术的潮流。

现代陶艺的作用在于它扩大了原有陶艺的艺术属性，使陶艺家不受“制器”的限制，可以在其审美和价值批判领域里驰骋。他既可以在原来的设计领域里继续有所作为，又可以充分发挥其艺术家的天性，针对现实进行有价值的文化批判，从而涉足到雕塑、装置等众多艺术领域。丰富了自己又补充了其它艺术门类，从而丰富视觉艺术的门厅。

因此，传统陶艺无论如何发展都有“器”的约束。现代陶艺发展，在认识上首先做到的便应是功能论上的转移，从而脱离对“器”和固定造型的依赖，而真正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这种隔阂是可以通过观念转变而化解开的，它的存在也是当代陶艺不断发展的动力。

二、传播与接受的局限

现代艺术中的诸多流派，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80年代中晚期，如暴风骤雨般进入中国。虽然当时中国人还不懂得欣赏，有的甚至产生厌恶之情，然而在客观上承认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从观念上日益接近它们。现代陶艺没有赶上那段风潮，从传播的角度看似乎错过了黄金时节。从现状看，许多业内人士也指出现代陶艺仅在某几个瓷区和都市中基础较好，如景德镇、广州、上海等地，然而从面上讲其群众基础相当薄弱，没有培养出一个大范围的陶艺欣赏群，这是不利于现代陶艺的发展的。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当前中国的日用陶瓷和美术陶瓷产业并不景气，所以即使在原来有着深厚传统的许多瓷区，其群众对陶艺的兴趣也在减弱，这种情况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另一方面，媒体、报刊对现代陶艺的介绍是零星的，形不成规模，更不用说专门的陶艺刊物了。现在担当着传播任务的是一些陶艺工作室，但他们的作用未受到重视，有识之士指出一个国家陶艺整体发展的前提是要把民间的力量调动起来，只有水涨才能船高。

从接受者来看，中国人固然不缺少对陶瓷的感情，然而确实谈不上他们对现代陶艺的感情，因为大多数人对陶艺的看法都停留在传统的观念上。再加上传播不力，欣赏者的口味自然很难调动起来。

然而，我们要看到，现代陶艺在精神上与现代艺术运动是相通的，人们能接受现代艺术便能接受现代陶艺，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三、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成为现代陶艺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陶艺家夏德武说：“广州美院的一批人请了中央美院的某位艺术评论家去评论现代陶艺，他可以拿现代艺术观念、现代哲学来评论现代陶艺。但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他指出现代陶艺批评家很难形成的原因是中国现代陶艺不发达，他认为非常需要理论家。笔者曾在中央美院图书馆找到一本所谓“现代陶艺”的书，实际上书中的陶艺品只是现代的“活人”做的陶艺。可见，现代陶艺在理论上是相当匮乏的，能找到的介绍现代陶艺书也相当少，且多不正规。

此外，现代陶艺在创作体制、销售体制、创作理念等方面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好在从当代陶艺家的言词中我们都能体会到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壮志豪情。

现代中国陶艺虽然路漫漫，随着中经济的发展，它必然会有一个辉煌的明天！

天下器物，多有装饰。中国陶瓷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装饰和器物紧密联系，形成了独特的陶瓷文化风格。在人们审美多元化的今天，作为具有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陶瓷艺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现代陶瓷艺术装饰在传统陶瓷艺术装饰的基础上的更新与发展，不仅促进了现代陶瓷艺术装饰在创作方向与表现形式、表现手法向更高的艺术境界拓展，而且出现了“百花竞艳，万象并存”的态势，其全新的观念、奇特的创意、丰富的材料以及精湛的制作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工艺绘画形式。现代陶瓷艺术装饰更加强调作品对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的作用，且艺术家用自己的设计理念，将更多新的内涵融入到陶瓷艺术装饰作品之中。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指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我国丰富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越快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含有1、观念文化（思想理论，传统观念文化主要是儒家、道家、法家和佛家学说）；2、历史文物（文物含器物和艺术品，如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金银器、漆器、铜镜、古钱；书法、绘画）； 3、社会制度、即所谓制度文化；4、有关文学、史学、医药养生、农学、天文历算等古代书籍。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人文、自然、奇偶、会通精神。

陶瓷艺术装饰以其精美的图案、丰富的色彩、独特的工艺、精湛的制作技艺、奇特的创意以及全新的观念，形成了独特的工艺绘画形式。形成了特有的陶瓷文化。陶瓷艺术装饰创作过程始终贯穿了整个艺术创作的审美发生、审美创造、审美接受三大环节。在人类社会的文化艺术发展史与经济发展中，陶瓷艺术装饰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陶瓷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瓷艺术品是陶瓷文化传播使者。陶瓷艺术装饰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陶瓷文化精神。人在劳动中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人，陶瓷艺术不仅是物质产品，而且是一种精神产品，更是一种文化产品。陶瓷艺术装饰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独特的陶瓷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陶器主要朝建筑用陶和冥用陶两个方向发展。当时各侯国大兴土木，亟须大量陶制材料，这样就促进了建筑用陶的工艺水平。秦汉时期，“秦砖汉瓦”更成为制陶艺术的佳话，陕西省西安市郊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马俑，形体巨大，数量众多，生动地反映出秦兵剽悍雄伟的真实面貌。隋唐时期的三彩也是陶器中的瑰宝。

从商周到汉唐时期的陶器造型来看，它更多的是反映人和社会，人已成为陶器造型的主体，陶瓷艺术装饰反映了人间生活的千姿百态，陶器反映出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类自身认识的深入，体现出汉唐文化的人文精神。

魏晋南北朝的中国，进入了瓷器时代。隋代，中国窑工烧成了白瓷，隋代这项伟大的成就，改变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以邢窑白瓷最为有名，有“类雪”之誉，开创了“南青北白”新格局。有“诸窑之冠”美称的越窑，在唐代创造了中国青瓷艺术的高峰境界，唐代诗人陆龟蒙曾经写出这样的诗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他把越窑的青瓷形容的“千峰翠色”，正是对越窑瓷青翠莹润之釉色特点的诗意写照。

宋、元时期的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更高的水平。宋代是中国传统瓷艺达到最高美学境界的时代，也是“玉的精神”和类玉的品质体现的最为深刻的时代。钧、汝、官、哥、定五大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国在人类制瓷中上登峰造极。它那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品格，成为后世瓷业执著追求的审美风范。

明清时期的瓷器在宋、元制瓷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了制瓷业的顶峰。永乐年间的白瓷洁净如玉、薄如纸，给人以甜美的感觉；永乐年间的青花瓷也很有特色。宣德年间的青花瓷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明朝在高温单色釉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祭红见于成化，鲜红夺目，祭蓝以氧化钴为色料，蓝色纯正。宣德年间的祭蓝瓷尤为精致。清代的瓷器在康熙中后期有所发展。康熙时期的青花纹饰采用西洋画技。雍正、乾隆时期彩釉瓷发展最快，雍正时期以清丽媚见长，乾隆时期以富丽堂皇为特点。这期间烧制的仿古窑精品，无论纹饰、造型、款识都达到足以乱真的地步。

追溯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陶瓷产品，陶瓷装饰有两大特点：一类是以适合陶瓷器皿的图案纹样装饰形式；另一类是以中国绘画形式在陶瓷器皿上进行的工艺转换表现形式。

3、陶瓷艺术装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表达的人文精神

陶瓷艺术装饰形式从唐、宋、元、明、清到现代可分二类：一类是写意绘画，另一类是工笔绘画。这两种绘画装饰形式都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时期特征在陶瓷产品上的呈现。唐代长沙窑出现釉下彩绘花鸟，正值唐代花鸟画艺术已有相当高水平时期，技法成熟、笔法流畅，一气呵成，自然生动，是唐代民间花鸟画的艺术风格。而宋代的陶瓷刻划花的精细都是反映了花鸟绘画风正转化为工细的工笔画的鼎盛时期。也为元青花、明清的陶瓷工笔古、粉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陶瓷艺术装饰形式无论是写意还是工笔画都是中国特有的绘画艺术装饰形式在陶瓷上的表现。陶瓷艺术装饰都反映了中国人文画历史性影响，形成了中国陶瓷装饰特有的艺术风格.

陶瓷艺术装饰是中国优秀文化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瓷器，从隋唐时期便开始向外域流传，宋、元、明、清各代，瓷器都作为重要商品行销全国，走向世界，陶瓷艺术装饰品作为商品在流通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传播中国的陶瓷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发展，所以中国素有“瓷国”之称，誉满全球。制瓷工艺代代都有传承和创新，中国生产的各具特色的陶瓷，对满足人民的生活和审美需要，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都起着重要作用。

陶瓷艺术装饰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的交流起到了一种互通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解放后在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彩陶器，令人叹为观止。相传尧传天下于舜，舜传天下于夏禹，禹则传给其子，开始了所谓的“家天下”。夏传至桀，暴虐无道，商汤将之放遂，自立为帝，所以以征讨得天下者，自汤开始。商得天下后统治达六百余年（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前后），一直到纣王。后被武王征伐，纣王自杀，于是天下归于周。周朝的统治时期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事实上的有效统治在公元前771年就已结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称为战国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崛起，大一统之中国开始，但秦王朝只持续到公前206年，就被汉朝所取代。在这千数百年间，除日用餐饮器皿之外，祭祀礼仪所用之物也大为发展。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之间的汉朝，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创作材料不再以玉器和金属为主，陶器受到了更为确切的重视。在这一时期，烧造技艺有所发展，较为坚致的釉陶普遍出现，汉字中开始出现“瓷”字。同时，通过新疆、波斯至叙利亚的通商路线，中国与罗马帝国开始交往，促使东西方文化往来交流，从此一时期的陶瓷器物中也可以看出外来影响的端倪。佛教也至此时传入我国。

六朝时期（公元220年——581年），迅速兴起的佛教艺术对陶瓷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此季作品造型上留有明显痕迹。公元581年隋朝夺取了权力，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但它只统治到公元618年就被唐所取代。

唐代（公元618年至公元970年）被分认为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陶瓷的工艺技术改进巨大，许多精细瓷器品种大量出现，即使用当今的技术鉴测标准来衡量，它们也算得上是真正的优质瓷器。唐末大乱，英雄竟起，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朝代争夺局面，即五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960年。连年战乱中却出现了一个陶瓷新品种——柴窑瓷，质地之优被广为传颂，但传世者极为罕见。

陶瓷业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以钧、汝、官、哥、定为代表的众多有各自特色的名窑在全国各地兴起，产品在色品种日趋丰富。由于东北的（辽）契丹族和（金）女真族的入侵，宋的统治者被迫南迁，再后则被蒙古族所灭。公元1280年，元朝建立，枢府窑出现，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陶瓷产业中心，其名声远扬世界各地。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纹饰形成鲜明对比，青花瓷自此起兴文化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也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明朝统治从1368年开始，直到1644年。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陶瓷制造业在世界上是绝对最好的，在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上独占突出地位，尤其是青花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福建的德化窑、浙江的龙泉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以各自风格迥异的优质陶瓷蜚声于世。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自杀身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从吴三桂召满清大军入关到1911年清室覆灭，满清统治垂二百余年。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被认为是整个清朝统治下陶瓷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工艺技术较为复杂的产品多有出现各种颜色釉及釉上彩异常丰富。到清代晚期，政府腐败，国运衰落，人民贫困，中国的陶瓷制造业日趋退化。民国成立以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陶瓷研究机构，但产品除沿袭前代以外，就是简单照搬一些外国的设计，毫无发展可言。民国初，军阀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曾特制了一批“洪宪”年号款识的瓷器，这批瓷器在技术上不可谓不精，以粉彩为主，风格老旧。由于内战频仍，外国入侵，民不聊生，整个陶瓷工业也全面败落，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未出现过让世人注目的产品。

泥塑的制作工艺

民间剪纸产生在劳动者之中，劳动者的审美情趣又直接受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凭黄河水、黄土山养育的山西人民具有粗犷豪放、朴实敦厚的气质和性格。他们飞剪走纸，将自己的情思、才华和美好的心愿都倾注在朝夕相伴的剪纸中，构成了特有的地域习俗与人文心态，并显示着极高的审美价值。 山西吕梁地区的剪纸含有汉代石刻艺术所具有的质朴、粗犷、雄浑、博大之气；晋南剪纸刀笔遒劲，酣畅淋漓，且具有粗中见细、拙中藏巧的特点；雁北的广灵、灵邱剪纸凝重而艳丽，既有塞外之野趣，又存关内之隽秀；而地处山西腹地的晋中剪纸，则呈圆润秀丽、纤巧精细的风格。 剪纸在民间的流行，往往伴随着生辰、婚嫁、丧葬、喜庆节日和日常生活。生活习俗是促进剪纸发展的社会因素，同时又形成了丰富的剪纸内容和不同的剪纸样式。

民间雕刻艺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综合起来，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一、戏曲类 山西是我国戏曲发源地之一，享有“中国戏曲的摇篮”美称。金元时期，晋南平阳地区戏曲活动便异常活跃，成为全国戏曲活动的中心。从稷山、侯马、新绛、襄汾等县、市发掘出的许多宋金时代的砖墓来看，都有砖雕戏台、杂剧演员、乐伎、舞俑。山西人民一向将戏曲这种喜闻乐见的艺术，作为自我娱乐，自我欣赏的形式，因此，民间雕刻艺人，不仅讲究画中有戏，往往将戏曲的典型情节，直接表现出来，使人得到艺术享受激发美好的遐想。襄汾县丁村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所建的民居，就雕有戏曲木刻。 二、吉祥寓意类 山西雕刻艺术，立意选材都要求有美感，寓意有喜气，出口要吉利。如“喜、禄、封、侯”用喜鹊、奔鹿、蜜峰、猴子四种动物的形象，构成画面，并以动物名称的谐音，拼成吉祥语言。其寓意，即祝福满门喜庆，高官厚禄。诸如“喜（喜鹊）事（柿子）连（莲花）年”、“吉（鸡）庆有余（鱼）”、“三阳（羊）开泰”、“六（鹿）合（鹤）同春”、“松鹤延年”、“五福（蝙蝠）捧寿”、“麒麟送子”、“鹭鸶戏莲”、“喜鹊闹梅”、“龙凤呈祥”、“喜（犀）牛望月”、“芙蓉金鸡”、“丹（牡丹）凤（凤凰）朝阳（太阳）”、“岁寒三友（松竹梅）”、“春兰秋菊”、“猫蝶富贵”、“封侯拜将”、“麒麟朝日”、“狮子滚绣球”、“凤凰戏牡丹”、“松鼠吃葡萄”等等，都是通过生动美丽而可借以抒情的动物、花草，确定寓意吉祥的题材，分别反映人们对五谷丰登、生活富裕、四季平安、婚姻美满、四世同堂、幸福长寿、和睦处邻以及对美好事物的殷切希望。 三、历史传说类 过去，这类雕刻，在我省民间广为流传，这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在同大自然斗争中，不甘心消极地顺应和屈从，而积极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于是把人的能力理想化，创造出超人的力量——神灵仙圣来为自己服务。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等八仙人物，说他们得了神道，超出人世、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龙驾凤、长生不老，还说他们神通广大、变化莫测、本领无比、法力无边，能左右人间祸福、主宰世界万物。诚然，这是一种幻想，但人们对此，总是迷信、崇拜、向往，盼望他们给人间消灾免难，降来幸福。所以，民间雕刻艺术中，像“八仙庆寿”、“和合二仙”、“禄亚仙”、“天官赐福’、“福禄寿三星”等天仙之类的题材，比比皆是。这些带有神话内容的作品，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安康、延年益寿和征服自然、祛灾免难的祈求。

山西民间锣鼓被誉为“中国第一鼓”。

鼓是我们祖先的乐器，远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鼓。不但有黄帝造鼓的传说，还有出土文物佐证，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佼佼者。传至今日，全国的鼓有上千种，山西的鼓品种亦不下几十种，上溯到远古文化的“土鼓”，“鼍鼓”，下及现在从大到周盈丈几的帅鼓到小才几寸的手鼓，山西确是中国鼓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鼓在山西，族旺支繁。既有自成一家的清锣鼓，又有吹打锣鼓、鼓舞、锣鼓经及庙堂锣鼓。丰厚的积淀，多彩的艺术，凝聚了多少民众，又使多少中外学者专家把取景框对着它来。鼓文化已成为三晋文化的代表，成为黄河文化的一面旗帜，不但为三晋大地添彩，更为中华民族增光。

一、清锣鼓

清锣鼓主要有《威风锣鼓》、《太原锣鼓》、《绛州鼓乐》《岳村孤子》、《斤秤锣鼓》等。

威风锣鼓 1988年以来，山西的威风锣鼓从农运会到亚运会，从省城的民间艺术节到天安门广场的四十周年大庆，真正打出了山西民间艺术的威风，誉享全国，声闻世界。

威风锣鼓是流行在霍州、洪洞、汾西、临汾一带的民间广场艺术。相传，公元619年，李世民在霍州大战刘武周部，击鼓迎战，鸣锣收兵，进退有序，取得了胜利，于是流传下威风锣鼓。这种锣鼓的特色就是“威风”。从锣鼓的配置打法，演奏队的组织、表演、着装，都在展示威风。

第一，音响威风。看威风锣鼓，在未见其形时，早闻其声厂，而且如雷贯耳，非同凡响。其实它所使用的乐器很单纯，只有鼓、锣、铙、钹四件。传统配置比例是鼓2锣8铙4钹2。现在人数扩大，多到四、五百人，加大了鼓和锣的比例，使音响更加突出。演奏方法是鼓指挥，锣主奏，铙和钹分成两个声部，交替对奏。乐句处理多以“句句双”出现。上百面鼓，几百面锣，成百付铙钹，共鸣齐奏，音响如天地轰鸣，使人感受到当年李世民领兵征战的威风。由于节奏变化多样，有2／4 3／4 4／4，

还有 3／8 5／8出现，因而呈现多种色彩，让人感觉到趣味无穷，宏亮而不单调，刚劲而含有柔美。

第二，曲式威风。威风锣鼓的曲牌，既独立成章，又联缀成套。其多段体套曲一般分“帽头”“主体”“收尾”三个部份。曲式、句式、节奏多为行进式；曲牌名称亦大多从军事而来：“单刀赴会”、“三战吕布”、“四面埋伏”、“五马破曹”、“六出祁山”、“七擒孟获”等，演奏多从“擂鼓”开始，起伏相间，张弛结合，但又不离气势雄宏的主题，造成一种刀光剑影，兵刃相交的战场意境。

第三，场面威风。威风锣鼓的演奏多到几百人，一律古代士卒装束，摆开一个接一个的战阵，前后进退，左右开合；一忽而风卷残云，一忽而雨打枯叶；分开的象八卦，云集阴阳双合。那场面实在惊人，也着实感人。

第四，舞姿威风，队员在表演时，结合鼓点节奏场面变化，作出种种舞姿身段。鼓手有“左右开弓”、“马步冲击”、“穿插对打”、“开合斗打”；锣手有“反扣前冲”、“回扣后弓”；铙钹手有“大镲高翻”、“胸前空翻”，还有“单翻”、“双翻”、“斜*”、“正*”等，鼓锣镲在这里也变成刀枪剑，演奏员已成为将尉卒，威武雄壮，一股杀气，“舞”成了“武”。演奏中又巧妙自如地运用了“鼓花”、“锣花”、“铙花”，加之棰腕上的彩带装饰，整个场面又显得五彩缤纷，给予人以悦目舒畅之感，“武”又成了“舞”。

民间刺绣，在山西不独历史悠久，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反映山西风土人情的特色。 山西民间刺绣，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图案纯朴、色彩艳丽、构图简洁、造型夸张、针法多样、绣工精致。这些来自民间的刺绣艺术品，大都出自农村劳动妇女之手。 人类历史的童年时代，就记录着以骨针、麻线缝制兽皮，遮体御寒，磨制兽牙、贝壳、彩石，系之胸、腕之处装扮自己的史实。其时虽算不得刺绣艺术，却实实标明了对美的向往和创造，从我们先祖已开始这一追求。 人对美的本能的追求和基本工具、材料的出现，使刺绣在很早就形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早在周代就有“画绣之工，共其职也”之说。《诗经·召南》中有“羔羊之皮，素丝五（纟它）”，“羔羊之革，素丝五（纟或）”，“羔羊之缝，素丝五总”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缝接皮服的精湛工艺。《诗经·唐风》中的“素衣朱（礻暴）”、“素衣朱绣”则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刺绣艺术，而当时的唐，正指山西中部地区。 源远流长的山西民间刺绣，在其后的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其工艺技巧也日臻完善精美。唐人胡令能以七绝诗咏颂当时民间刺绣水平：“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灵莺下柳条。” 山西民间刺绣无论晋南还是晋北，山区或是平原，都因其古老文化和地理条件的影响，显得率真、纯朴、热烈、犷野。尤其作为服饰刺绣，是与人的性格相协调、相适应而存在的，因此它既是一种造型艺术，又是一种环境艺术；既是一种灿烂的民间文化，又是丰富多彩，真真切切的民俗生活。

山西民间玩具，是黄河流域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和民族艺术发展的活化石。 一、山西民间玩具源远流长 山西出土的大量古代陶瓷制品中，有不少器物类似今日新绛县烧制的陶哨、陶人玩具的造型。万荣县古城发掘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埙等足以证实，三晋大地早在几千年前便产生了十分精美的泥陶玩具的雏形。虽说这些陶制品带有浓厚的信仰崇拜色彩，但与近代纯用于玩赏的各种民间玩具不无瓜葛。“七音哨’流行于稷山、新绛、代县等地，它是在陶埙基础上的衍变。临猗汶家营的五彩泥玩具从明代至今，负有美誉，其中掺入母系氏族时代祈求生育的信仰遗风和为儿童避邪驱恶，以保平安健康的意识。妇女儿童“身佩香囊”，玩香袋的习俗起源于汉代。相传五月五日为恶日，虫害滋生，瘟疫流行。玉皇大帝派治瘟神仙下凡，利用艾草制香袋，涂雄黄酒，杀灭虫害，使人们避灾免疫。长期以来流传有“百索系腕上，五毒不敢犯，五毒化灰尘，妖邪归地府”的民谣。佩戴玩耍香袋千百年来相传不衰，制作手法愈来愈精。山西纸牌玩具最早出现于明代，《绥寇记略》载：“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至崇祯时大盛。”至今怀仁、灵石、祁县等不少地方仍有这种纸牌游戏。 山西民间风俗孕育和发展了民间玩具艺术，民间玩具又充实丰富了民间风俗，它同乡村民俗一样恬淡而淳补，是劳动人民淳风之美的体现和物化。随着岁时节令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伴随人生仪礼的诞辰、三天、满月、百天、周岁等生育礼俗，便制作出许许多多的民间玩具。民间生育礼俗中的玩具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岁时节令及传统庙会中的民间玩具，更是绚丽多姿、品类繁杂。尤其是民间对神灵崇拜而带来的原始情感和深厚的原始神秘心理，影响着民间玩具的审美要求，促进着多种类形的玩具不断创造和发展。 二、山西民间玩具根植民间 玩具是劳动人民自由自在的艺术创造。它凝结着浓郁的乡土感情，孕育着浪漫的艺术想象。民间玩具的创造有广泛的自发性。其制作不带商品性质，不受任何市场价格和政治潮流的影响。民间玩具的产生基于自身生活的直接需要：哄逗婴儿，打扮孩子，美化自身，装点生活环境。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直观感受和传统的审美习惯，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想和愿望。如泥玩具中的“泥虎”造型，既象猴，又似虎，又如把布鸡的翅膀绣成两朵花的形状。 民间艺人采取最简易、最便利的手工制作，利用最廉价的土、布、木纸，凭籍灵巧的技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通过父传子，母传女或乡亲们互相馈赠，观摩借鉴，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艺技的自然传承形成手工制作特有的自由、灵巧风格。民间玩具同乡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物质产品。同时又是传授美的艺术品，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发展了特有的审美情趣，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自觉地遵循美的规律塑造玩具的形态，成为美的物化，“用”与“美”紧密相联。民间玩具是艺术与实用的结合，美与实用的和谐，二者浑然一体。如婴儿的布虎枕，既可供孩子睡眠、玩耍、又给人以美的欣赏。民间玩具有着深刻的寓意，民间艺术家切合民族的喜悦情感和爱憎观念，利用玩具外在形式，贯注其思想意识，象征某一意念，影响于人们的情感，成为“有意识的形式”。民间玩具绝大部分都是母**心的倾注，以此表达创造者的情爱，借助虎、鸡、鱼、龙、凤，这些人们喜爱的、有特定审美内涵的形象，巧妙地表达“吉祥如意”、“富贵荣华”的主题。种族繁衍，生命崇拜意识在山西民间玩具中表现得最坦率，“虎头鱼尾枕”是最为典型的代表。闻一多在他的《说鱼》一文中写道：“鱼在中国具有生殖繁盛的祝福含义，”虎在民间是生气蓬勃、威武壮实的象征，虎与鱼的巧妙组合，暗示着阴与阳的结合，生动形象地表露出对华夏民族“瓜瓞绵绵”，长久延续，繁荣昌盛的祝福。这些民间玩具，着重于情的倾注，从暗示和象征性因素中，让人们去领会，诱发人们的联想，以此寄托、挥洒自己的情思和厚爱。山西民间玩具浓缩着，积淀着华夏后裔强烈的情感意识、信仰和期望。 山西民间玩具是造型粗犷、质朴、生动优美，注重装饰性，大胆取舍细节，高度概括的艺术形象。乍看来是那样笨拙，姿态不符常情，结构不合比例，边角没有规则，但这一切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作品内在的稳健、浑厚，更显得古拙粗犷，生机勃发，舒展奔放。粗犷的外观不觉粗糙，稚拙的外表更富韵味，静中有流动和节奏感，使内在精神更加凝重集中。 色彩在山西民间玩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玩具以喜庆、吉祥为主题，因此，以它红火、热烈、艳丽的色彩而面世。鲜红的虎身上着以青色梅花，尾巴又是**艾叶，红头上又有两只绿耳朵，在明快的色调中，黄中有紫，红上叠绿。民间艺人不是再现自然色彩，而是突破了色彩透视原理和时空观念。这种色彩观念与古老的统辖天地万物的阴阳五行相联。“天有金木水火土，色有青红黑白黄”，民间称其五色为正色。玩具上，白底施以青红相间的花纹，黑质上涂以黄、红、绿的点缀，简明而醒目，浓艳而谐调，依据自然又超脱自然，这种健康朴素的色彩观，充满着热情和活力，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山西南靠河南，西临陕西，北依内蒙，东靠河北，地理上的接壤毗邻，风俗民情的影响，免不了在民间玩具的艺术风格和手法上相互渗透。山西民间玩具中，泥玩具的一部分造型、色彩十分接近于河南，布虎、布娃娃又同陕西渭南、华县一带的相类似，有些如出一辙。历史的变迁，战争与灾荒，带来人们迁徒，又有商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等，都是山西民间玩具受其毗邻地区影响的缘故。 山西民间玩具由于地域性及各自依附的地理条件和生活习俗环境的差异而略有不同。晋南主要为黄河、汾河沿岸，成为晋陕豫黄河三角州地带，地处河谷水道，沟壑纵横，加之古文化悠久，民间风俗古老，这一带民间玩具比较古朴雅拙；晋中地区处于平原地段，地理条件优越，经济文化繁荣，生活富裕，民间玩具比较秀丽雅致，精巧细腻；晋北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塞上高原，民间玩具比较雄浑豪放、粗犷质朴。虽然各显神工，各有异趣，但又有鲜明的三晋风韵的一致性。如同为香袋，晋南的以缝制人物、动物为主，以串带之，布老虎踩着蛇、蝎子、壁虎、癞蛤蟆、千爪虫、蜈蚣五毒虫，形象生动，足乱其真，色彩艳丽，红里透鲜，以闻喜、新绛、稷山、万荣、永济为代表。晋中地区的香袋，多用彩色丝线编织成菱形、方形和三角形等色样，称香荷包，还有供小孩玩的丝线缠绕的色轮，其形状与花纹式样或色调都至为精彩，装饰颇得情趣，以祁县、汾阳、介休为代表。晋北的香袋多以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瓜果、菜蔬、花草虫鸟为题材，简炼大方、夸张变形，以怀仁、左云、山阴县为代表。 泥玩具中狮、虎、犬、鸡、羊是通用的题材。忻州、代县、定襄一带的泥娃娃造型浓眉大眼、胖敦福态，多为坐像，大块色彩，夸张简洁；而晋南临猗的五彩泥玩具以民间传说中的天将、天狗、虎娃见多，以白色为底，描以黄、红、兰、绿色，显得细皮嫩肉、乖巧可亲。娘娘庙会上的求子泥娃娃，绛县、万荣县的面目姣美，小巧玲珑；怀仁、右玉的粗犷脱俗，俨然一副“泥像”。要说泥哨哨，还是新绛县的七音哨最为精致了，它实际上是烧成的陶制品，造型美观、花纹讲究，浑厚的黑底上点缀几点黄、红、白，鸟、兽的造型均夸大头部，缩小躯体，省略四肢，极有特点。 布虎玩具随处可见，形象各异，千姿百态。绛县的布虎系列就有二十四种之多，虎头鱼尾、虎头蛇尾、虎头石榴尾、独角兽……芮城县的狮虎头身镶嵌，晃头摆尾；雁北地区右玉左云、怀仁县的布虎肥头大耳，胖圆的身躯；晋南、万荣、稷山的布虎，大部分是柳叶眉、核桃眼，小小的嘴巴，胡须用绒毛制作，其背上多做装饰，尾细长且弯曲上翘；晋北的布虎浓眉大眼阔嘴，须毛多为描画，线条豪放，尾粗直。几个地区的双头虎外形上区别不太大，都具有威猛和乖巧的特点，但晋南的表现得活泼伶俐，晋北的则显得憨厚可爱。

“南庄的火，太谷的灯，徐沟的背棍爱煞人”，这是数百年来民间对徐沟背铁棍这一民间艺术的赞语。溯源徐沟背铁棍，最早产生于400多年前的明代嘉靖年间。它本是天旱缺雨，老百姓抬神祭祀的一种活动。后因抬神不便，有人便扮作王母娘娘、金童玉女。历史上徐沟的第一根背铁棍叫做“凤凰拉车龙打伞”。背铁棍是一种风格独特的群体舞，其特色被归纳为：无言戏剧，空中舞蹈，流动杂技。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徐沟背铁棍这一艺术奇葩注入了新的活力。经过不断的挖掘、整理、创新与发展，这一艺术越来越美，知名度越来越高，辐射面也越来越大，上北京，下深圳，好不风光，并受到中央领导者接见，被国外友人誉为“东方一绝”。

泥塑的基本用料——泥土需精心准备，一般选用带些粘性又细腻的土，经过捶打、摔、揉，有时还要在泥土里加些棉絮、纸、蜂蜜等。泥塑的模制一般分为四步：制子儿、翻模、脱胎、着色。制子儿就是制出原型，找一块和好的泥，运用雕、塑、捏等手法，塑造好一个形象，经过修改、磨光、晾干后即可，有些地方还要用火烧一下，加强强度。翻模就是把泥土压在原形上印成模子，常见有单片模和双片模，也有多片模。脱胎就是用模子印压泥人坯胎，通常是先把和好的泥擀成片状，然后压进模子，再把两片压好泥的模子合拢压紧，再安一个“底”，即在泥人下部粘上一片泥，使泥人中空外严，在胎体上留一个孔，使胎体内外空气流通，以免胎内空气压力变化破坏泥胎。最后一道工序是着色，素有“三分塑，七分彩”之说。一般着色之前先上一层底色，以保持表面光洁，便于吸收彩绘颜色，彩绘的颜料多用品色，调以水胶，以加强颜色附着力。 导致古代泥塑破损的原因很多，有人为因素损坏和自然因素损坏。

1、自然因素就有潮湿的影响，水溶性盐类及支撑内部结构的变化，微生物的生长，物理气候(通常指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日晒、雨淋以及风沙的侵袭，大气污染物的作用等等。此外，不正确的修复方法以及使用了一些不适当的修复材料，也往往会加速泥塑的变质。

2、泥塑常见的病变现象主要有空臌、剥落，酥粉、龟裂起甲、起泡、脱胶掉皮、画面褪色、变色及污染(霉斑、昆虫屎斑、烟熏等)。 泥塑长期保存下去，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保护环境。防止病变的发生比治理病变更加重要．只有彻底地消除、产生病变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好泥塑。

3、泥塑的保护重要的还是控制好湿度。因为潮湿是使壁画产生病变的最危险因素。建筑物应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这对于保存泥塑的完整性有很大意义。墙壁要注意保持自然通风，建筑物内空气要保持清治、干燥，建筑物的附近不应当有丛生的杂草．在保存壁画的环境内，温度和湿度要适宜，并且比较稳定，上、下变动不能过烈．只要能做到这点，霉菌和其它微生物也就难以生长和发展。

4、要避免光的影响，绝对不许阳光直射到泥塑上。倘已排除了过量的潮气，一般讲在暗处保存较为有利．最好采用人造光源照明，这样便于控制照明度，更有效地消除光线对泥塑的损害。要防止灰尘、煤烟以及各种有害气体对泥塑的危害． 作为个人收藏的中小泥型塑，也应遵守以上保管事宜。 申报地区或单位：天津市

天津“泥人张”彩塑是清道光年间发展起来的，自张明山先生首创，流传至今已有180年历史。泥人张彩塑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能真实地刻画出人物性格、体态；追求解剖结构，夸张合理，取舍得当；用色敷彩，典雅秀丽。泥人张彩塑适于室内陈设，一般尺寸不大，约40厘米，可放在案头或架上。它所用的材料是含沙量低无杂质的纯净胶泥，经风化、打浆、过滤、脱水，加以棉絮反复砸揉而成的“熟泥”。经艺术家手工捏制成型，自然风干，再施以彩绘。 江苏省无锡市无锡彩塑相传已有400年的历史。经艺人世代艺术实践，创造出享誉世界的惠山泥人。

惠山泥人品类丰富，分为粗货、细货两大类。粗货又称耍货，主要以吉祥祈福为题材，采用模具印坯，手工绘彩，其造型夸张，线条简拙，整体丰硕稚胖，彩绘用笔粗放，色彩对比强烈。主要供儿童玩耍。细货是以手捏为主塑造艺术形象。内容大多以戏剧题材为主，故称手捏戏文。也捏佛像和反映现时生活的作品。一件作品从脚捏起，从下到上，由里到外，分段组合，一气呵成。在彩绘上则以细腻的笔触，从头到脚，从人物表情到衣服褶裥作精致的描绘。手捏戏文再现了戏剧演出的典型场景，突出戏剧人物的瞬间神态，造型生动，色彩艳丽悦目，装饰精美，历久不衰。是人们家居的装饰品和送礼的佳品。 惠山泥人产生的时间很早，无从可知其确切时间了。一到农闲季节，几乎家家都作泥人，自古有家家善塑，户户会彩的说法。每逢过年，在庙会和集市上，人们托个盘子，盘子里放着自己作的泥人到处叫卖，这也是农家的一份收入。在清代，惠山有袁、朱、钱等姓的专业作坊。彩塑师王春林制作五盘泥孩儿进献，得到清代乾隆皇帝的赞赏。清同治到光绪年间，出现大量戏剧为题材的戏文泥人，这也是惠山泥人历史上最昌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惠山有作坊、店铺四十多家，专业匠师三十多人。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地方官把一套大型手捏戏文泥人《蟠桃会》供奉内廷，从此惠山泥人成为贡品。

惠山泥人有粗货、细货之分。粗货为玩具，用模具翻制，大批量生产；细货手捏而成，制作精细。题材多为戏曲人物，或祈福避邪的春牛、老虎、大阿福、寿星等。惠山泥人造型丰满、简练，夸大头部，着重刻画表情。匠人特别重视彩绘，有所谓三个坯子七分画之说。常用的色彩有大红、绿、金黄、青等原色，对比强烈，主次分明。如果说泥人张的作品清新雅致，那么惠山泥人则鲜明艳丽。 惠山传统彩绘中必须做到“新、清、齐、爆”四字诀：

新：是抓住人的视觉的第一印象，色彩要新鲜，明快醒目，要“落台鲜”，不能“落台蔫”。意思说一台泥人作品至少数十件(套)，彩绘结束时，满台泥人鲜明光亮，欣赏者看了会喜欢。

清：一是指清爽、干净，在画的过程中保持清洁；二是指用色要纯。要求十分严格：“红要红得艳”；“黄要黄得鲜”；“蓝要蓝得纯”；“白要白得净”。要保持色的明度；使人感到明朗爽快。用笔干净，不邋遢。

齐：是指笔法整齐，“直线要直，曲线要活，线界要清晰”；“落笔如飞，厚薄均匀”。图案纹样疏密得当，简洁得体。

爆：是指用色强烈的意思。因为泥人本身体积小，泥坯的内结构起伏变化不大，因此要求在色彩上调子大胆强烈，底色采取原色对比，以引人注目。

惠山泥人的手捏技艺与彩绘装饰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在色彩上，惠山泥人也有自己一套完整的表现方法。

首先要处理好图案纹样与底色的关系：“远看颜色，近看花”，既有大的色彩效果，又经得起近看，局部不影响整体，底色与纹样相互衬托。图案纹样要做到“少里看多，多里看少”。即妙在多而不乱，达到细细品赏、有看头的艺术效果。

再说手捏戏文中常用的图案花样，不是按照舞台戏服原样搬抄的。在不失人物角色身份的前提下，基凋色不变，衣服上的图案纹样则是随意发挥，“所以很多艺术家在空闲时喜欢赏花、种花、养猫、喂鸟。这些爱好可以很自然地融化到作品中去。”赵馆长介绍道。例如大师王锡康的《说书女》，捏的是位民国初的女性，梳着螺旋型的发髻，手抱琵琶，身穿浅绿底、粉色月季花的上衣，下为雪青裤，配上墨绿色的袖口衣襟边，桌上是一盆兰花和梅花，台桌前挂着大红花配黑边水波纹的台布，流露出南方清雅明静的情调。 申报地区或单位：陕西省凤翔县

凤翔彩绘泥塑为陕西省凤翔县的一种民间美术，当地人称“泥货”。凤翔县位于关中平原西部，境内出土的春秋战国及汉唐墓葬中均有泥塑的陪葬陶俑，可见其泥塑工艺历史之久。凤翔彩绘泥塑主要分布在城关镇六营村及周边地区，相传明代曾在此驻扎六营军队，后军士转为地方居民，其中部分人重操入伍前的陶瓷制作手艺，利用当地粘性很强的板板土，和泥捏塑泥人，制模做偶彩绘，然后到各大庙会出售。当地老乡购泥塑置于家中，用以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六营村的脱胎彩绘泥偶由此出名，并代代相传，成为中国民间美术中独具特色的精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凤翔彩绘泥塑有三大类型，一是泥玩具，以动物造型为主，多塑十二生肖形象；二是挂片，有脸谱、虎头、牛头、狮子头、麒麟送子、八仙过海等；三是立人，主要为民间传说及历史故事中的人物造像。凤翔泥塑共有170多个花色品种，其中有半人高的巨型蹲虎、虎挂脸，也有小到方寸的小兔、小狮；制作中使用黑粘土、大白粉、皮胶等，有模具定性，造型洗练、夸张，装饰华美富繁，色彩艳丽喜庆，形态稚拙可爱，在全国众多的民间泥塑中独树一帜。20世纪60年代前，六营村及周边村有三百多户农家生产泥塑，现在只有胡深、胡新民、胡永兴、韩锁存、杜银等艺人利用农闲时从事泥塑创作与生产。

凤翔泥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及较高的民俗文化、民间艺术和美学研究价值，深为有关专家所瞩目。但在商业环境的影响下，凤翔泥塑艺人往往以销定产，一味迎合市场需要，这使得许多传统产品近于灭绝，也使得凤翔泥塑技艺逐步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不断发生变异。 山东高密聂家庄是中国的泥塑发源地之一，作品朴拙、雅俗、艳丽、大气，富有浓郁的地方气息，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当地民众喜闻乐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欣赏水平的提高，聂家庄的艺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大胆借用“扑灰年画”的色彩，在题材和内容上不断创新，顺应了当地民俗的需要，受到人们的欢迎。

高密泥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这里的农民就自己设计用泥做成一种叫“锅子花”(也称泥墩子)的焰火出售.后来又把装火药的泥坯塑成娃娃型,焰火放过以后,再当玩具或装饰品摆设.最后这各泥塑的品种逐渐发展，并且涂以各种颜色,使其生动活泼。题材丰富,到清朝乾隆年间,聂家庄泥塑又借鉴了杨家埠年画的艺术特点,在表现手法上和着色上有所创新,且逐步增加了音效和局部动作,吏声音,色泽.动作融为一体.每逢山集,庙会都有卖泥玩具的。 申报地区：河南省浚县

浚县位于河南省北部，为鹤壁市所辖。据《资治通鉴》载，隋末农民起义军与隋军争夺黎阳仓（当时浚县称黎阳），瓦岗军首领李密手下有一员叫杨圯的大将在此屯兵，得杨圯屯村名。当时军中有一些士兵会捏泥人，为纪念在战场上阵亡的将士和战马，他们用当地的胶泥捏塑泥人、泥马。后来军队中一些人员就地安置，这门手艺便流传下来。浚县泥塑形体较小，大的不足20厘米，小的只有4至5厘米，因其尾部有两小孔，吹时发出“咕咕”的声音，故称“泥咕咕”。黎阳镇杨圯屯是泥咕咕的主要产地。

浚县泥咕咕的基本内容有人物、动物、飞禽三大种类一百多个品种。其制作工具很简单，主要是塑型的竹筒和竹棍，制作者利用这些器具，经过和水、捶制等工序，将当地的黄胶泥塑成作品，然后蘸上松香（现改为墨汁）、洋颜色（现改为水粉颜料）、用自制的麻笔（现改为毛笔）在塑型坯上涂绘，多以黑色为底色，然后再以红、黄、蓝、绿等比较鲜艳的颜色绘出各种图案，与黑底形成强烈的对比，再用清漆罩上一层，放入高与宽约一米左右的砖砌小土窑焙烧。

泥咕咕作品主要有历史人物、戏曲人物、十二属相、小动物、飞禽、骑马人等。浚县泥咕咕历史久远，有着浓厚的民间特色，造型古朴，夸张别致，深受广大群众和专家学者的好评，被民俗学专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主要传承人有王学峰、王安田、宋学海等人，但现代的年轻人不愿再继续学习这门手艺，传统手艺后继乏人，逐步失传，亟需抢救。 潮汕泥塑是一种捏泥艺术，潮州俗称“土安仔”。潮州市潮安县浮洋镇大吴村的泥塑与天津“泥人张”、无锡惠山泥人并称为中国三大泥塑。相传南宋末年，始祖吴静山自福建漳浦携眷到大吴定居后，以塑造泥玩具为生，其技艺世人相传，逐渐发展，蔚为大观，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清光绪年间，大吴泥塑进入繁荣发展期，以吴潘强为代表的大吴泥塑艺人相继涌现，捏塑技 艺日臻成熟。大吴泥贴塑技术独树一帜，有文身、武景、脸谱等流派手法，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品种丰富多采，色彩鲜艳自然、清新典雅，艺术造诣之深令人叹为观止。

敦煌

敦煌泥塑历史：魏晋南北朝

敦煌莫高窟以其丰富多采的壁画而成为敦煌艺术中的耀眼部分，但就石窟艺术而言，雕塑、建筑、壁画三者是互为依存的统一整体，其中雕塑部分由于是佛教供奉的主要神灵，在石窟中处于显著的位置，因而是石窟艺术的主题。莫高窟因系沙砾性岩石，质地疏松，不宜雕凿，所以佛像多为敷彩泥塑。保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彩塑约729个，其中“影塑”456个。从造型风格的变化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孝文帝太和改制为界线。改制前的作品风格较多地保留有外来佛像艺术的痕迹；改制后的佛像造型更多地受中原“秀骨清像”艺术风格的影响。

雕塑在石窟中的位置对整个石窟艺术起着主导作用，窟内壁画是围绕这些塑像而展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一般有菩萨胁侍左右，组成一佛二菩萨的形式组合。佛像有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座等，早期佛像以交脚弥勒像为常见。体态较大的佛像通常被置于正壁，以圆雕手法表现，体态较小的佛像被置于窟内南北两壁上端或中心方柱四壁，以圆雕或影塑相结合。形象的位置摆放与与其身份地位密切相关，神或人以他们不同的身份地位被置于不同的角度，如佛均以 正面形象放置，并有一定呈式化的坐式，显得庄严神圣，菩萨则以半侧方式摆放，胡人则多以侧面形式出现。

北朝后期雕塑组合出现了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五身组合，逐渐演以隋唐出现的一铺七身或九身的群像组合。随着有中心方柱的“支底窟”的减少，佛像均以固定的组合模式被置于正壁。这也是外来文化逐渐民族化的过程。

敦煌泥塑制作工艺特色

敦煌雕塑在制作上分泥塑和彩绘两个过程，所以又称彩塑。泥塑阶段除几个唐代巨佛为石胎泥塑外，一般都是用木头作身架，外面用谷草、芦苇或芨芨草捆扎身架，塑泥一般有两层，里层用草泥粗塑，外层用纸浆泥或棉花泥精塑，塑造完毕，干后上色即完工。影塑部分一般先用模型塑好，然后贴在壁上，经描绘后有浮雕效果，这种工艺兼有彩塑和壁画的功能，使得三维的彩塑和二维的壁画在石窟内的组合更加协调和浑然一体。塑像造型圆浑，形体结构以外来佛像粉本为主，呈式化较强，效果统一完整，但不够精确。造型技巧还保留着石雕手法，没有充分发挥泥塑自身特有的舒展性能。魏晋南北朝时期塑像的形体比例有一个渐进过程，佛像菩萨的身段渐趋修长，至西魏由于中原审美观念的影响，人体比例夸张到高峰。

敦煌泥塑风格造型特点

在塑像造型特征上，孝文帝改制以前的塑像，脸型长方，鼻挺额平，颈长，肩宽胸平，衣着式样为右袒式或通肩式，菩萨梳有高髻，上身半裸，神情端庄。受外来影响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影响较重。孝文帝改制以后，中原审美观念给敦煌人物从造型到服饰以全面影响。南北门阀世族享有世袭的高官厚禄，并有家学，文化素养很高，思想上崇尚清淡玄学，过着孤傲独立，任性不羁的生活，并以清瘦为美，这也是“秀骨清像”审美意识的社会基础。受之影响塑像形体扁平，脖颈细长，脸型瘦长，整体形象瘦而不失骨法，对形体结构的表达能力有所增强。塑像服饰部分也融入了中原汉式衣冠，佛像内穿交襦，后套对襟袈裟，腰围长裙，肩披裟巾交于胸前，南方洒脱的“秀骨清像”在这一时期得到体现。

另外在北朝末期的北周，由于北方民族的统一及南北文化交流的加强在雕塑造型上出现了“面短而艳”的新形式，佛像呈头大，体壮，脸型方阔的特征，标志着莫高窟艺术风格的又一次转变。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纷争动荡不定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不断对文化造成冲击和影响，敦煌所处位置虽相对稳定，由于大文化背景的作用对其石窟艺术不断施以影响，使这一时期的艺术呈现丰富多变的面貌。

制作方法是在粘土里掺入少许棉花纤维，捣匀后，捏制成各种人物的泥坯，经阴干，秃上底粉，再施彩绘。阿里制作过程图解，这个制作不需要那么麻烦，只需将其捏成阿里的模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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